“飞机到美国要坐十几个小时吗？”

其实我没有什么概念，什么地方需要十几个小时才能到达。我和我妈去过最远的地方是外环的医院，也不过是转两趟车，顶天两个小时也能挂上号。

我的负责人这个月来换的频率很高，之前的那个男人我没再见过他第二次。驾驶位上的男性只是开着车，听到我说这话从后视镜看了我一眼，公事公办地表达肯定。虹桥机场前高架上车今天不算太多，他最后在航站楼前停下车，把我的机票和护照递给我。我看了一眼，拉开拉链塞到了书包里。

要怎么取机票，怎么上飞机，我一概不知。

工作人员检查了我的机票，把我送到了休息室里。墙边列着一列各式饮品和咖啡机，甚至还有放在超市货架上的北冰洋。我不知道咖啡机怎么使用，也不知道哪些可以直接拿去哪些需要额外付费。索性闭上眼睛，戴上耳机，假装自己正在睡觉，对那些花花绿绿的诱惑表现出完全的冷漠。这一趟航班上有很多外国人，我听不懂他们的语音，有可能说的是英语，有可能不是。我通过耳朵判断他们的年纪，以此消磨登机前的时光。

直到有声音叫醒我。空姐微笑着提醒我现在需要前往登机口登记，她双手为我递上背包，微微弯腰，示意我登机口就在休息室前方。我察觉到大部分乘客已经陆陆续续离开，原本宽敞的休息室中只留下了我一个人。

我排在人群的最末尾。这趟航班里有将头发输的一丝不苟的白领，有背着旅行包的背包客，大部分是和我一样，从穿着上看不出什么倾向的普通人。但是有一点毋庸置疑，我没有在这群人中找到一件看起来洗的发白的T恤，意味着起码在这一方面，我是这家航班上不折不扣的异类。

空姐拿到了我的机票，关闭登机口后快速带我穿过了通道里行走的人群，我被她引导着走向队伍的最开端。我看见一排排座位挨在一起，已经落座的男女老少将自己折叠成四平八稳的小盒子，严丝合缝地装在机厢的每一处空间。

“这是经济舱。”

空姐为我拉开中间的帘子，动作被精心调配得非常好看。她微微垂头，像一件艺术品。我听见帘子在我背后“咔哒”一下落下，我和那些小盒子一下被隔开，空姐微笑着看着我，像是不知道我为什么回头，示意我往前走。

我的座位和别人挨在一起，中间被一块挡板隔开。桌面上放着一台笔记本电脑和一台手机，我又看到了那棵树的纹样。

“世界树，也是卡塞尔的起源。”

一周前我的实验已经全部结束，实验员为我介绍了卡塞尔学院的历史和基础课程。但那个时候我状态不太好，她说的话听一半漏一半，导致我现在看到这个标识，也只能想起这样一句无足轻重的话。

翻看了一下电脑上的资料，准备打开旁边的手机。但是那是我完全没接触过的全新样式，我甚至不知道在这块光滑的屏幕上，触摸哪一部分可以让它稍微回应我一下。直到最后飞机起飞，我也还是没有研究出结果。

飞机细微的震动让我感觉头脑有点发晕，脚下的地毯是柔软的，空姐的走动也让我很难察觉。我不太好分辨这是头晕还是头疼，犹豫再三，还是没把实验员给我准备的药从包里拿出来。“疼的时候使用，其他时候都是实验后的正常现象”，这句话用水笔写在盒子上，我能摸到上面的笔画痕迹，没有普通医生龙飞凤舞都是连笔，就是用最好理解的词语写在盒子上，确保不会让我有一丝一毫的理解偏差。

直到神经开始有些敏感地跳动，我注意到了手背上的血管有些微微地隆起，袖子往上推，血液顺着血管和交叉着的伤疤把疼痛传递到胸前，耳后，直到每一根头发的尾部。我想这应该符合实验员说的可以用药的特殊情况。大脑里的记忆开始不受控制地闪回，从实验员临行前为我解释如何用药，到我第一天被送进那个看起来精准得有点不近人情的实验室，甚至还有一些原先没有的片段——大概是我在被麻药时还未完全离开的一点点知觉。

我在那位空姐走过来时问她要了一杯水。打开药盒的时候，我手有点抖。

一排整齐的针管排列在盒子里，里面是红色的液体，像我在实验室里最经常喝的番茄汁。对，应该是我忘记了，是针剂，不是药片。实验让我的大脑有的时候会混乱记忆，比如我会想不起来之前打工的同事，比如我的大脑里出现了很多莫名其妙各种格斗的过程，比如我有时在回忆和徐总上学的时候场景里面会突然出现那个世界树的标识，然后我被疼醒，实验员会在这个时候适当地遮住我的视线，用中文说割开我的左腿。

我有些后怕地搓了一下我的大腿。原先体面优雅的空姐好像有点被我吓坏了，她很快地帮我将水放在桌上，向周围的人询问是否有人会使用注射针管。我努力回想着实验员演示的操作，遗憾的是还没能看清具体细节，我发现我现在伸出的手颤抖地不像能拿起一截小小的针管。

有人侧身代替了空姐的位置，拍了拍我脸，让我的意识稍微往回拉了一点。我看见他的刘海遮住了一半的眼睛，楚子航低头拿了一支针剂，握住我的手臂确认了一下血管的位置，缓慢地推动了活塞。

几乎是针尖拔出的瞬间，那一个细小的伤口就不再流血。很快那个针眼就融入了原先的皮肤，那一颗血珠在我皮肤上狰狞的愈合疤上凝固，像一颗不起眼的朱砂痣。

“谢谢你啊……”

无论是超乎认知的愈合，还是那些从我有记忆开始就会逐年累月增加的伤痕。貌似还不是能和一个只有几面之缘的同龄人分享的有趣事，我有点急吼吼地把袖口拉下去，意识到这样做好像显得我狼心狗肺地有些冷漠，我堆起一个笑，朝他道了谢。

在左手的手臂上戴着的是实验室为我专门准备的手表，上面除了世界树没有任何标识，只有一颗按钮大得有点突出，导致这块手表更像绑在手腕上的怀表。

我按下了按钮，它并非从00：00开始计时。而是从08:00，一分一秒地扣除时间。

不能调节，不能删除。这个表除了报时作用外，只能设定一个时长为八分钟的提示。

“等到着八分钟结束之后，你就不得不面对，这份血肉馈赠之后的……真相了。”

实验员为我第一次注射这种红色的液体。我没回答她，把脸偏向一边。“馈赠”这个词语，用的烂透了。

“我叫楚子航。”他把空的针管封上塞子重新交给我，仿佛刚才没有注意到我手臂上的狰狞，目光擦过我左手的表盘，“卡塞尔的新生。”

“哈哈好巧啊同学。”也许额头上的冷汗让我现在的这句圆场看起来有点奇怪，但我也不知道可以和他说些什么，五秒钟之前，他刚刚握住了我不愿意示人的难堪。我已经习惯了无论春夏秋冬都是长袖长裤，已经很长时间我没有在公共场合裸露出这么大面积的皮肤了。

好在他没再多说什么，很快离开了。我看了一眼手表，“07:29”。

在倒计时结束之前提前再注射一次，直到这一阵痛觉过去。这是实验员交给我的方法。当然，是在药品充足的情况下。

所以在之后所有预判可能会受伤之前，掐着时间为自己注射，尽可能在八分钟内解决能让自己受伤的处境。

多残忍的馈赠啊。

我们是最后一个被送到车站的，黑色的轿车穿过大半个芝加哥，没有人和我搭话。楚子航的眼睛一直留意着窗外，我对那些字符的组合没有任何头绪，像来的时候一样作为一只乌龟，假装自己正在冬眠。

从小到大我没有什么特别擅长的事，但是装睡这件事，我练了整整十八年。哪怕是学校最严厉的宿管听到我平稳的呼吸也会觉得我大概早已入睡，从没想过两三分钟前我刚把手机藏在徐总被子里。

我估摸着快到下车的时候假装睡醒，轻便的行李让我先人一步直接下了车，跟随着中文的指示走到了入口的地方。

距离CC100进站还有一段时间，这届的新生好像没几个人，除了我们两个中国人，剩下各个人种看起来并不相同。有明显来自于欧洲优渥家族的像是继承人的长子、一个带着黑框眼镜手里提着两个行李箱的印度人，还有两个一个是来自南半球的黑人在交谈，以及一个靠在墙边的红头发的亚洲女生——她的穿着很时髦，像是韩剧里的女演员。

这好像就是这一届所有的新生了。

欧洲的面容什么都没有带，衣着看起来考究又休闲。我曾经会关注所有来酒店用餐的男士的皮鞋，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精致的，看起来是用美元编制的鞋子。

他正面朝着我走过来，我低下了头，假装自己还在研究那个不会开机的手机。男士香水的味道从我身边掠过。我放下背上的包，余光看见他已经在和我身后的楚子航交谈了起来。

两人的对话使用的还是中文，楚子航并没有迁就对方使用他的语言。对方的中文并没有完全熟练，有些难发音的音节会选择轻轻带过，看起来应该学习时间不算太久。他大大方方地向对方介绍自己叫“凯撒”，罗马皇帝的名字对于其他人来讲有些太过浮夸，可在他身上我认为完全适配。

再之后的话题我就很难听懂了，也没有什么意向继续听。我看见远处的韩国女生向站台边靠拢，准备上车。

“一切顺利。”

这句话我发了两条，一条给我妈，一条给徐总。用的还是那个我从家里就带着的旧手机。只是已经换了新的电话号码了。上面的贴纸还是我和徐总逛街的时候挑的——她非说这只丑猫长得特别像我。

“等我有钱了我要养一只大肥猫。”

徐总一边说，一边眼疾手快地把贴纸贴在了我的手机翻盖上。等我反应过来时她已经按死了，揭都揭不下来的那种。

我没有收到回信，两条都没有。这个时候的中国徐总也许在边打着哈欠边上班，而我妈可能已经开着电视睡着了。路明非应该已经开学了，他的朋友应该还在通宵星际争霸。

都是我的猜测。我背上包。四肢上陈年的伤口和新增的痕迹叠加在一起，骤然换了一个环境后我不自觉地觉得痒。我隔着衣服挠了两下，隔靴搔痒的感觉让我稍微加大了一点力道，手背不小心碰到了手表上的计时。

表盘上的数字轻微跳动了一下，按照规定的程序开始计时。

“8：00”